恩师李崇淮：动议“两通起飞”走在前列

曹远征  高冠江  黄宪

今年5月，武汉市确立“两通起飞”战略已40周年。动议者武汉大学教授李崇淮先生是我们的恩师，他于2008年5月19日仙逝，离开我们也整整15 年了，谨以此文纪念这位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著名经济学家。

1916年10月14日，李崇淮先生出生在江苏淮阴的一户教育世家。1934年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后因身体原因休学，1938年转入华西大学修读经济学。194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1945年6月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46年夏回国，入职交通银行汉口分行，同时被武汉大学聘为特约讲师（兼职）。1949年正式聘为武汉大学教授，1953—1954年任武汉大学总务长。

李崇淮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一生著作等身，主编和编著学术著作8部，译著1部，发表论文80余篇，多次获国家和部省级奖项，曾任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和名誉会长等职。

李崇淮先生不仅是著名的学者，更是“以学报国”的典范。他热爱武汉，将毕生贡献于武汉。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不少工商界和金融界人士举家南迁，或者远走国外，而在交通银行汉口分行工作的李崇淮先生选择留在武汉。1949年5月，他应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的邀请，参加了接管武汉大学的工作，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0年7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此后，历任民建武汉市委员会第七、八、九届主委，政协武汉市委员会第六、七、八届副主席，民建中央第五、六届副主席，全国人大第六、七、八届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届委员等。

李崇淮（1916—2008）

“三不唯”奠定治学理念

李崇淮先生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治学严谨，有着独特的研究风格。他向来坚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学者风骨，以“不唯老师是从，不唯多数是从，不唯名人是从”的“三不唯”治学理念，从事科学研究。他学贯中西，追求真理，敢于直言，宏论迭出。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界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多是对传统经典理论的注释和解读，极少有人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和实际情况思考问题，更不敢对当时的权威理论观点提出质疑。这一时期，李崇淮先生屡屡提出创新性观点。最有代表性的是，李崇淮先生针对经济学界传统主流黄金货币理论“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几乎为全部”的观点，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

1981年，李崇淮先生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篇关于“黄金非货币”的论文。这篇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的论文，却在改革开放初期引发全国理论界的激烈争论。个别反对者将李崇淮先生的学术观点上升到政治高度，并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一度造成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的气氛紧张。在争论的过程中，李崇淮先生毅然坚定“三不唯”的治学理念，进行十分严谨的分析和论述。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论有时代背景，也需要发展。……黄金已经退出货币历史舞台，不再是货币的价值基础。”

在“黄金非货币”的争论中，李崇淮先生面临很大的压力，为此他直接上书中宣部部长邓力群，附上自己的两篇论文。

1982 年8 月26 日，中宣部理论局回复：“李崇淮同志，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观点，我们认为（是）正确的，确实在这方面我们还应多做宣传工作。……至于人民币是否代表黄金的问题，理论界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对于这个问题，应该容许理论探讨，展开充分的讨论。只有经过认真的讨论，才能明辨是非，认识真理。”

李崇淮先生的观点得到中宣部理论局的肯定，在那个倡导“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年代，他对货币金融理论的学术研究更加自信，观点更加鲜明，成为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黄金非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此外，李崇淮先生在股份制改革、股票市场改革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贡献了智慧。他先后出版了《股票基本知识与实践》（李崇淮主编，《江汉论坛》《青年论坛》增刊形式于1984年12月出版）、《论当前的货币形式问题》（李崇淮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财政金融管理知识手册》（李崇淮主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资本主义货币银行学》（李崇淮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出版，1992年再版时更名为《西方货币银行学》）。

综上可见，李崇淮先生的“三不唯”治学理念，为“两通起飞”战略的孕育和提出奠定基础。如果因循守旧，思想僵化，很难设想李崇淮先生会能率先提出“两通起飞”战略。他多次强调，改革会遇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在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答案，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当前实际来阐述，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战胜“左”的思想阻扰。

“四论”力推“两通起飞”

1982年，湖北省在武昌洪山礼堂召开发展战略问题讨论会，李崇淮先生首次提出“交通和流通”发展战略问题，比上海提出以“交通和流通”立市早了一年。

1983年初夏，武汉市委、市政府在全国率先成立政府咨询委员会，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担任首届主任。该机构就如何加速武汉市经济、社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武汉市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请咨询委员就重大问题建言献策。李崇淮先生作为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应聘成为首届咨询委员会委员，并安排在第一次咨询委员会开幕式上发言。

接受邀请后，李崇淮先生本着“直面矛盾、破解难题，敢讲真话、敢谏诤言”的宗旨，积极撰写发言稿。他看到当时过分强调生产、忽视流通环节、运输网络不畅、商业模式和销售渠道单一化等弊端，针对由此导致产销两不旺、严重影响和束缚武汉市作为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问题，提出要对症下药，首先要从交通和商业入手来改变这种局面，最终形成了大会发言稿，开启动议“两通起飞”战略的进程。

一论：《从交通和商业入手，加强中心城市的建设》。

1983年5月，李崇淮先生在武汉市咨询委员会开幕式上发言——《从交通和商业入手，加强中心城市的建设》，26日在《长江日报》发表。虽然，标题中还没有使用“两通”二字，但他已根据武汉市地理区位优势，率先提出以发展交通和流通来促进武汉、湖北乃至华中地区经济发展的“两通”战略构想：即以“两通”为翼，以工业为主体，进一步带动工业和制造业发展，把武汉建成“内联华中，外通海洋”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包括交通运输中心、内外贸易中心、工业基地、农副产品集散中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科技教育中心以及信息、咨询中心等，以带动中国广大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把武汉市建成“东方芝加哥”。李崇淮先生明确提出，通过改善水、陆、空交通基础条件（让血液流动起来），加强各种不同形式的商业贸易活动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来扩大销售市场，从而带动、促进和激发滞后的工业生产。他重点指出，要先从加强交通和商业条件以及扩大市场和商业流通来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单纯强调发展工业生产来发展经济。这一论，既符合历史规律，也符合当时的经济形势。

二论：《再谈“两翼”起飞问题》。

李崇淮先生发言和文章一出，社会上和学术界赞成和反对的展开了激烈讨论，其中有两种声音最突出：一是认为这是脱离生产发展而单纯发展贸易；二是认为首先应该工业站稳脚跟，增强市属工业实力。

为此，李崇淮先生撰写了第二篇文章——《再谈“两翼”起飞问题》，进一步阐述他的论点。为了说明问题，他把“交通运输”“商业流通”比喻为一只鸟的两翼，把生产活动比喻为鸟的身体，两翼展翅自然会飞起来。“交通运输”“商业流通”搞活了，生产活动也会被激发和带动起来，由此回应那些质疑的声音。

第二论同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与流通的关系问题（或工业与商业的关系问题），指出生产和流通或工业与商业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制约的，应齐头并进，才能使生产继续顺利进行。不能再沿用“左”的那一套，一味强调生产、生产、再生产，对流通不重视，从而导致购销两不畅、生产上不去或产品积压等问题，最终严重影响经济效益。

第二论还强调，要把武汉建成华中地区的经济中心也就是地区的心脏，就必须大力改善交通条件（使得血管畅通），使各种商品流通无阻（血液流畅）。只有“两通”发展了、改善了，武汉市的工业生产才会随着商品市场的扩大而发展。

三论：《凭借“两通起飞”，把武汉建成为“内联华中，外联海洋”的经济中心》。

1983年9月开学不久，李崇淮先生接到通知，参加在武汉大学行政大楼召开的“两通起飞”战略研讨会。会议由副校长童懋林主持，参加研讨会的有武汉市政府，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武汉大学经济系、管理系的教师和学生代表。会上，市政府代表首先发言，明确表示支持李崇淮先生的论点；而市金融管理部门的代表和部分老师则认为这是“引狼入室”；也有部分学生否定“两通”，争论比较激烈。

会议第二天中午，童懋林副校长路过李崇淮先生家门口，她对李崇淮先生说：“这次是学术研讨会，不是批判会，请李老放心。”

第三天，武汉大学经济系安排10多名参与暑期社会调查的学生代表发言。调查组的社会调研结果从社会经济运行的实际效果上，验证了“两通起飞”理论确实能促进市场商业活动和经济的发展。当时，中央有关部门驻汉负责人最后一个作总结性发言，他把原先准备的批评“两通起飞”的文稿放在一边不讲了，换成介绍武汉童车厂的管理经验。最后，童懋林副校长未做结论宣布散会。

1983年12月，李崇淮先生发表第三论长文——《凭借“两通起飞”，把武汉建成为“内联华中，外联海洋”的经济中心》（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六期）。该文进一步论述了武汉市地理区位的优势、战略目标的选择、为什么要先从“两通”入手，同时提出了如何实现把武汉市建成“内联华中，外联海洋”的华中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的12条具体战略措施。这篇文章得到了武汉市委、市政府和国家体改委的高度评价和重视。

四论：《加快改革步伐，尽早把武汉建成“内联华中，外通海洋”的内地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

1984年4月，李崇淮先生再次发文《加快改革步伐，尽早把武汉建成“内联华中，外通海洋”的内地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载《学习与实践》1984年第4 期），四论武汉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这时，李崇淮先生的文章笔锋尖锐，用词锵铿有力。这篇文章小结了武汉市过去一年推行“两通起飞”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改革开放的步伐还不够大，迟缓的主要原因是现行体制的束缚，基层“缺钱少权”放不开手脚，因此强烈呼吁“简政放权”。1984年6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作出决定：武汉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给予武汉市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力。同时，批复了武汉市上报的改革试点的十条实施方案，以“两通”为突破口，发挥中心城市的优势。从此，武汉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开始提速。

“第一号嘉奖令”表彰先驱

李崇淮先生关于武汉市经济发展战略的系统构想，受到了武汉市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时任武汉市市长吴官正在为《“两通”起飞》一书所作序中，高度评价了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经济学家李崇淮先生，号召全市干部认真阅读这本书。

1984 年，以促进“两通”起飞为突破口，武汉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出台，武汉三镇彻底敞开了面向全国的大门，打破了过去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局面，拓宽了各种流通渠道，调整了全市产业结构，从而出现了各类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其它市场万商云集、一派兴旺的景象，使武汉市一跃而成为多功能的经济中心，真正实现了“九省通衢”。

一时间，半个中国为之活跃起来，大连、青岛、连云港、张家港、宁波、泉州、汕头等沿海城市，纷纷前来武汉学习“两通起飞”经验。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也开始出现大流动、大交通、大市场、大循环的蓬勃局面。

1985年1月25日，武汉市政府成立36年来首次颁发“第一号嘉奖令”及景泰蓝大花瓶，表彰李崇淮先生的重大贡献。嘉奖令写道：“武汉大学李崇淮教授，为武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特此嘉奖。”这也是新中国以来，我国教育界人士第一次荣获大城市政府颁发的嘉奖令。不久，李崇淮先生又被《武汉改革志》列为第一号“改革人物”。中央党校出版的《大改革家邓小平》一书中，在谈到中国城市改革的时候，专门介绍了武汉市的城市改革，充分肯定了“两通起飞”突破的战略思路。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经济快速发展，不仅成为中部地区经济重镇，而且是公认的全国性交通枢纽、商业和金融集散中心、信息中心、科创中心以及高校密集地。形成这一大好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李崇淮先生率先提出的“两通起飞”战略功不可没。

“两通起飞”战略的提出和理论之争已过去40 年，它在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中也有着深刻的影响。目前中国和国际环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国内双循环”“构建统一大市场”等倡议和战略，我们从中也可看到“两通起飞”的元素。

迈出改革开放理论和实践第一步的先驱者，时代不会忘记他。

来源：《武汉文史资料》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