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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毛泽东视察的“武汉地理”

录入时间: 2024-01-24      浏览:108

简桦

1953年 2 月,当京城千家万户欢庆春节的时候,毛泽东的专列则向南方出发,第一站选定武汉。抵达大智门火车站,适逢一场瑞雪,迎接伟人重回故地。自从 1927 年赴湘发动秋收起义,弹指一挥26个春秋,他也进入花甲之年。 216日至19日,正值大年初三至初六,这是解放后毛泽东首次视察武汉,也是 他平生首次走遍三镇。

1953 年春节,毛泽东在雪中抵达武汉视察。

那场瑞雪飘过去整整70年,毛泽东身披点点雪花的身影依然如昨。今年127日农历大雪,笔者专程来到武昌都府堤毛泽东旧居,一个个展板,一张张图片,记录了毛泽东视察武汉的足迹。

16日,入住汉口惠济路16号招待所。深夜刚一安顿,立即了解情况,提出哪怕坐划子也要到汉阳去看看”。大革命时期脚步匆匆,汉阳是他不曾去过的地方。

17日,乘船上汉水南岸,视察国棉一厂(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旧址)。晚上,听取有关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情况的汇报。

18日,到湖北省委办公处武昌红楼听取全面工作汇报,登蛇山实地考察武汉长江大桥选址,下山在渡轮上与武昌县委书记赵学毅、乡干部王道华等基层干部座谈。晚上,约见武汉市分管工业的负责人和武昌区委书记,了解手工业和码头工人情况。

19日,接见江岸区大智街街长陈光中,了解街道居民生活、组织建设和民主改革情况,要求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特别强调克服官僚主义、不要脱离群众。

此后到1974年的20年间,毛泽东不时来武汉视察,并在武汉主持召开中央会议。

1954年12,听取武汉市委工作汇报;了解长江三峡工程建设情况。

1955年4月和12月,两次来武汉察看市容,听取农业合作化等工作汇报。

1956年531日,乘船视察长江大桥工地建设。61日,视察武汉国棉一厂、武汉重型机床厂,听取武汉钢铁公司建设汇报。

1957年95日,视察长江大桥。

1958年,更是毛泽东视察武汉的一个高峰年。46日,会见武汉地区科技界5000余名科技工作者。11 日,参观武汉市地方工业品展览会。9月,视察武汉国棉一厂、国棉四厂、武昌第一纱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钢铁公司、武昌造船厂、武汉大学等。13日,观看武钢第一炉出铁,会见苏联专家。11-12月,视察工业企业,对有关问题作出重要指示。12 28日,会见武汉市第三次党代会全体代表;接见湖北省、武汉市党政主要领导人,谈农业、工业调整等问题。

1959年4月,听取湖北省部分地委书记工作汇报,会见湖北省六级干部会议代表。

1960年5月,会见出席湖北省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全体文教工作者代表。

从工业到农业,从文教到科技,从市容到群众生活,从长江大桥到三峡工程,毛泽东视察的“武汉地理”,饱含对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考与期待,正如他1953年首次来武汉视察时所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

武汉长江大桥:挥毫天堑变通途

1953年218日下午,雪后初晴,红妆素裏。

这天,毛泽东在武昌阅马场红楼听取湖北省委工作全面汇报后,提出要上蛇山看一看。《菩萨蛮·黄鹤楼》曾经描写的茫茫九派流中国”气势雄浑,但“沉沉一线穿南北”隔岸相望,京汉、粤汉铁路分成两段,火车过江得坐轮渡,修建“万里长江第一桥迫在眉睫。志愿军铁道兵团前方抢修指挥所司令员彭敏,从朝鲜战场归来养伤,奉命上任铁道部大桥局代理局长,赶到蛇山汇报长江大桥选址方案和筹建进度。毛泽东举起望远镜眺望江天,沿着逶迤山梁实地踏勘,欣然同意大桥桥址跨越龟蛇的方案。

早年在武汉,毛泽东奔走武昌、汉口两地,深深体会过“龟蛇锁大江”惊涛骇浪的凶险,笃定新中国要改变“万里长江无桥”的历史,先后四次提出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设想。19499月, 新中国尚未宣告成立,毛泽东主持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桥梁专家茅以升等人提交的修建长江大桥的议案。

这一史实,在中国桥梁博物馆历历在目。2019923日,坐落于汉阳四新大道的博物馆尚未对外开放,笔者前往一睹为一快,作为“老武汉”,竟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手迹“江汉桥”。《 桥梁建设报》老总编余启新乃资深桥史专家,著有《毛泽东与大桥局》一书,指点展板如数家珍。

1955年91日,武汉长江大桥动工兴建。当年1231日,长江大桥最重要的配套工程一一跨越汉水的江汉桥建成通车。群情振奋之际,迫切希望主席能亲笔题写桥名。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在1956122日为之题写“江汉桥”,其中“江”字写了两个,对其中满意的一个划了小圈。国家领袖为一座城市桥梁题名实属罕见,大桥人骄傲的将它制成匾额,悬挂在江汉桥两头。

1956年531日,毛泽东乘船视察长江大桥工地,详细听取建设进度汇报。大桥局局长彭敏回忆,毛泽东穿了件宽松的旧衬衣,来到船舱随意坐到他对面,首先询问工作经历,听说他只是在战争中抢修过几座桥,鼓励他说:“建设和打仗不一样,要从头学起;也和打仗一样,在战争中才能学会打仗。”

轮船从大桥23号桥墩之间驶向上游,再从34号桥墩之间返回下游,转一圈用了近一个小时。毛泽东看得很仔细,多次回头询问,包括机械名称、施工顺序、混凝土凝固需要多长时间等等。然后,回到船舱继续交谈,对工程的进展、遇到的困难、人才的培养、施工的管理逐一了解;同时,对桥梁科技知识也不放过,如什么叫压气沉箱法、什么叫“沉箱病”、什么是拆装式结构、如何进行流水作业、潜水工怎样才能沉下去等等。

毛泽东看汇报材料格外认真,连材料上多印了一个“4”字也指了出来。他对苏联专家用世界一流技术帮助建桥表示满意,当即明确提出任务:“要建成学会”“要在建设中培养出上百个建桥工程师”。他豪情满怀地对彭敏说:“将来长江上修上二十个、三十个桥,黄河上修上几十个,到处能走。”

毛泽东兴奋之余,首次在武汉下水畅游长江。此后四天,一连三次。第二次游到大桥水域,从桥墩施工的吊船、驳船之间穿过,一边踩水,一边观察。62日第三次畅游后,气势磅礴的《水调歌头·游泳》在东湖客舍一挥而就,“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成为对武汉长江大桥最经典的赞颂。12 月初,他在给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周世钊复信时,将《水调歌头·游泳》录赠于其中。此后的1961924日,毛泽东在已经建成使用的长江大桥旁再度畅游长江,邀请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上船观看,将一幅凌晨书写的《水调歌头·游泳》赠给这位二战名将。

1957年95日傍晚,长江大桥通车在即,毛泽东再次前来视察,他不顾柏油路面尚在铺设之中,全程从汉阳桥头漫步到武昌桥头,边走边问,兴致盎然。他向大桥局副局长杨在田一连发问,具体到总共用了多少钢、多少混凝土、多少钱?”得到回答“2万多吨钢、9万多方混凝土、约7千万元钱,他思忖片刻说“不算多。”他更认真地问杨在田:“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如果没有可以修吗?”“可以。他紧盯着又问“可以修了吗?”“能修! 我们有了很大的提高。”听到杨在田的自信回答,他满意地笑了。

来到桥中间,毛泽东见一处栏杆上漆着黑、蓝、灰三种颜色,问:“怎么漆成三种不同颜色呀?”大桥局政治部主任杜景云回答:“我们想征求群众意见, 看栏杆漆哪种颜色好。”他称赞说:“好啊, 搞建设也走群众路线。”

此时,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毛泽东凭栏远眺两岸,连声叹道:“万家灯火, 万家灯火啊!”杨在田将《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画册送给他并请题词。他说“这可要好好想一想,几天后派人送来题词,正是《水调歌头·游泳》中的名句一一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时隔一年,19589月,毛泽东视察武汉钢铁公司、武汉大学等企业、学校后,又一次踏上长江大桥桥面,不时停下脚步,同大桥局职工及桥上群众交谈。

毛泽东对彭敏说:“我们还要在长江上建设南京大桥、宜都大桥、芜湖大桥。”

今天,领袖的愿望业已一一实现,仅仅是我们武汉,就有12座长江大桥凌空飞虹。

海军“长江”舰:构想高峡出平湖

1970年1226,毛泽东在关于修建葛洲坝工程的建议”上批示:“赞 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这天,毛泽东度过77岁生日,而构想三峡工程建设的战略,则在17年前。

1953年219日,毛泽东视察武汉结束,登上“长江”舰向南京进发,“点将”林一山随行。

林一山,从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投笔从戎,参加革命身经百战,转行就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毛泽东称他为“长江王”。195010,林一山提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毛泽东亲自审查设计书,批准立即兴建。195245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毛泽东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 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今年夏天,笔者参加武汉市作协第八届代表大会,与《人民长江报》副社长陈松平结识,获赠其长篇纪实《不废江河万古流》。随后,武钢老友董宏量又相赠其新出专著《画梦长江》。两部作品来得好及时,内中都引述了林一山的回忆:上舰就谈,晚上留饭继续谈,不顾春寒料峭在甲板上谈。航行三天途中,除了上岸到黄石、九江视察,一连谈了三次,集中在长江流域规划和南水北调设想。持续时间之长、垂询问题之细,超出他和陪同人员的意料。

好在林一山作了充分准备,带来一册上海《申报》馆的老版《中国地图》。一生喜爱地图的毛泽东,拿过地图在桌子上铺开,开门见山切入正题,从全流域宏观入手,逐一了解山川形制、雨量分布、洪峰形成、灾害规律等方方面面的情况。

第二天,当林一山展开《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汇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蓄洪水的计划,毛泽东仔细端详后,用红铅笔点着三峡出口处问:“你在上游修这么多水库,能不能抵上三峡这一个?”

林一山回答:“ 都加起来也抵不上三峡一个水库的作用。”

毛泽东又问:“ 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先修这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毛泽东深谋远虑又细致入微,请林一山进餐时,一边吃一边对技术力量摸底:“你有多少工程师啊?”“270位工程师。他惊讶地说:“ 你的工程师讲百啊!”又问:“那么你有多少技术员?”“有一千多。这回他更加惊讶:“哦, 技术员都讲千啊!

回北京后,毛泽东请来水利部长傅作义,转告林一山的重视人才之举,要求加强水利建设的工程技术力量。从此,在长江委和全国水利系统,“讲百讲千”的佳话传为经典。

毛泽东对林一山寄予厚望: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只有水利搞好了,农业才能长期发展。农业发展了才能更好地支援工业。你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果然,第二年1954年,长江暴发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中下游五个省123个县受灾,农田淹没4800万亩,群众受灾1800多万人,南北铁路大动脉中断整整100天。

毛泽东坚定了修建三峡水库、根治长江水患的决心,将之提到中央政治局议事日程上。195411月中旬,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家第一 个五年计划草案。毛泽东提议把三峡工程列入长期计划,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修建大坝。对此“百年大计”,他一腔殷切期待,对年轻一辈说:将来我死了,三峡大坝修成后,写一篇祭文告诉我。

会后,毛泽东返回北京途经武汉,特意在专列接见林一山,再次询问包括地质条件在内的大坝建设问题,并就我国能否单独建设三峡工程深入探讨。

为了加快进程,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商谈,请苏联专家援助。19556月,第一批苏联专家到达武汉,在长江流域规划编制、三峡工程设计、专业队伍建设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1956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赋《水调歌头·游泳》,不仅讴歌“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壮举,同时寄望“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远景。不久,他在武昌再次接见林一山, 幽默地说:“你看能不能找个人帮我当主席,我给你当助手,帮你修三峡大坝好不好?”反映出一种急迫心情。

但毛泽东秉持科学求实的精神,急迫之中有慎重。1958 1月,在中央南宁会议期间,他专门安排时间研究三峡工程问题,提议把林一山接来与持不同意见的电力部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当庭论辩”。两人各抒己见之后,又请各写一篇文章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开会接着讨论。

毛泽东在广泛听取意见后,提出三峡工程建设“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八字方针,主张少装机,少投资,先修大坝防洪,委托周恩来总理主管,伸出四个指头说“一年抓四次”。

会后不久,226日至35日,周恩来和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率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100余人,花10天时间全面勘察三峡。在三斗坪坝址中堡岛,周恩来拿起一截地质钻探岩芯反复观看:“带一截岩芯给毛主席看看。”

1958年38日,在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三峡问题,就在这里解决”。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的报告时,在第一项中加了一句“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在第五项正确处理六种关系中加了一种发电与用电的关系。45,成都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正式发出了总号令。

成都会议结束,毛泽东提出“我要坐船走长江看看三峡”。329日清晨,江峡”轮从重庆东下。330日途经中堡岛,他走到船舷旁,举起望远镜从不同角度久久观察,认真倾听周围专家的详细介绍一一这一天日期,便成为“330工程代号的来历。

毛泽东对三峡工程建设的考虑仍在深化,他在“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后,又加上“有利无弊”四个字。为此,他亲自安排有关三峡大坝的重大问题研究,批准在湖北蒲圻陆水兴建三峡工程试验坝、在北京官厅水库进行化学爆炸模拟试验、在新疆核实验基地进行核爆模拟试验,为三峡大坝建设及长期产生效益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同时也避免三峡大坝成为国防安全的软肋。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接见罗马尼亚代表团时,无不高兴地透露:“我们准备在三峡筑一个水库。准备工作需要5-7年,连筑成就要15-20年。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大坝。”

1970年,“330 工程开工,几经曲折,积累了宝贵经验。19924 3日,经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投票表决,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毛泽东为之魂牵梦绕的三峡工程,终于在他百岁诞辰之前,全面付诸实施。

1997年118日,三峡截流,举世瞩目。笔者想方设法约稿,在头一天《长江日报》周末一版刊出《三峡不会忘记》。电话打到北京采访,林一山已是86岁老者,双眼失明,只能听老伴“读新闻”分享喜讯。他深情回忆说:建国之初,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讨国家建设大计时说,我们国家大,要考虑搞-些大型建设项目,像三峡、南水北调、铁路通拉萨等。其中两大工程,在“长江”舰上交给了我,怎不感到责任之重大?

1953年到1958年, 毛泽东与林一山5年谈了6次。身在外地的部门负责人,鲜有如此“殊荣”。

“在总口子上卡起来”“向南方借一点水”一毛泽东高屋建瓴的战略考量,演变为“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两大丰碑,足以“当惊世界殊”!

2011年,国际河流组织权威人物在美国媒体发文:“ 都江堰体现出中国顺应自然的道家哲学,长江上的大坝则是毛主义征服大自然的象征,三峡大坝被视为全球大坝的建设范本。”

武钢一号高炉:亲见钢铁要过江

今年1028日,以文学名义致敬钢城”活动,选在武钢一号高炉遗址公园举行,这正是笔者想要追寻的第三个地方。

1958年913日,毛泽东视察武钢,准确具体地说,应当是他亲临高炉炉台,亲眼注视武钢第一炉铁水出炉,由此揭开新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投产的序幕。

参观一号高炉的小小陈列室,惊奇地发现,毛泽东上下高炉铁梯的照片,有好几幅从未见过,如致谢苏联专家、接见先进生产者、观看机械操作,很有现场感和年代感。从高炉走出的湖北省作协原常务副主席李建纲年逾九十,他仍记得打开第一炉铁水的炉前工名叫包秀良。

陈列室的墙面,镶嵌着一行九个毛体大字一一“吃了芒果,要吐出钢铁,更是前所未闻。追溯源流,还有“我要游到武钢去”“今天出不来,明天再来”“不要紧,会多的会多的,下次我再来看”“钢铁要过关,钢铁要过江”“骑毛驴也要 去看看,都是毛泽东独特风趣的话语,每一句都蕴含有动人的历史场景。

一一“吃了芒果,要吐出钢铁”。1956年一个夏夜,毛泽东在东湖约见武钢经理李一清、副经理韩宁夫,桌上摆出芒果、西瓜招待。他指着芒果幽默地说:“我吃西瓜,吐出瓜子,芒果归你们,吃了芒果,要吐出钢铁!”

一一“我要游到武钢去”。1958910日,毛泽东一到武汉,就询问武钢哪天能出铁。约见武钢经理李一清,得知国庆节前可望出铁,高兴地说:“到出铁的那一天,我一定要去看看。”湖北省委根据专家周密计算,决定将出铁日期提前到913日。当天,毛泽东从武昌汉阳门上船。船到中流,他兴致勃勃地说“我要游到武钢去”,下水游了20多公里。

一一“今天出不来,明天再来”。下午3点,毛泽东来到一号高炉。一间炉前工休息室的平屋屋顶,临时用竹子交叉扎成护栏,就成了看出铁的地点。他问副经理韩宁夫:“今天什么时候出铁?”“下午三点半左右。”“有没有把?”“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可能也有三分之一的例外。”“好呀,今天看不到,我明天再来,明天看不到,我以后还来。总之,三顾茅庐也要看到你们出铁。”

一一“不要紧,会多的会多的,下次我再来看”。325分,炉前工包秀良和苏恒秀打开出铁口,炉长李凤恩站在二道出铁弯沟边,兴奋地欢呼:“毛主席, 铁水流出来了!”顿时,炉台上下3000多人发出响彻天际的欢呼。毛泽东向炉前工鼓掌致意,同苏联专家握手致谢,贴近护栏向高炉下的人群挥手共庆。他全程观看第一炉铁水的诞生,热浪扑来全然不顾,衬衣都被汗水浸湿。时任现场技术主管、后任武钢总工程师的张寿荣院士, 2021年在自传《钢铁人生》中回忆说:毛主席缓步走下平台,站在出铁场上,回首看还有无铁水出来,说“再多一点就好了”。炼铁厂厂长谢健有些自责忙上前解释,毛主席反而安慰说“不要紧,会多的会多的,下次我再来看。”

毛泽东在一号高炉铁梯上下

毛泽东见证的第一炉铁水,铸成第一批铁锭,每块重约40公斤,以待炼钢厂建成后熔炼成钢。2008年,中国首家钢铁博物馆一一武钢博物馆开馆,当年的一块铁锭作为“镇馆之宝”亮相,引来无数钢铁人抚今思昔。

因为,第一炉铁水,不仅标志着武钢的顺利投产,也标志着新中国钢铁工业的庄严起步,武钢由此誉为“共和国钢铁长子”或“新中国钢都”。

武钢出现在华中大地,源于毛泽东布局“钢铁元帅升帐”的一盘大棋。早在1950年,就召开了全国第一次钢铁会议,新中国急需兴建一座大型钢铁基地,放在哪里呢?

当时,钢铁企业寥寥无几,大多又集中在北方,最大的鞍钢还在山海关之外。为扭转“北重南轻”的局面,毛泽东明确指出,新的钢铁基地要建在南方,最后决定落户武汉。

“钢铁要过关,钢铁要过江”。从19583月到9月,短短半年时间,毛泽东接连视察重钢、武钢、马钢、包钢、大冶钢厂和上钢一厂。915,武钢第一炉铁水出炉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原本前往安徽视察,但临时又提出“再到黄石去看一看”。由此,大冶铁矿成为他唯一到过的铁矿。 而且,5年间两次到同一地方视察,在他一生中也不多见。

为何毛泽东要说“再到”黄石呢?原是1953年首次视察武汉后, 219日乘长江舰去南京途中,天黑时分见岸上灯光闪烁,他打听说是黄石,立刻要求上岸。安保负责人劝阻“黄石连马路都没有”,毛泽东回答“路不好,我就是骑毛驴也要去看看。”上岸后,他直奔大冶钢厂,从炼钢、铸钢到锻钢、轧钢,生产全程从头看到尾,可见其浓郁的“钢铁情结”。

如今,在一号高炉陈列室的展板上,有一枚硕大的奖章标示它的不灭功勋:一号高炉从1958913 日到20181014日,60年累计产铁5426.18万吨。

这是新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足以告慰当年毛泽东用蓝色探火镜的深情顾盼。

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来临之际,仰望武钢一号高炉,伫立长江大桥桥头,远眺三峡工程大坝,江城会永远铭记一份特别的“武汉地理”。

来源:《武汉文史资料》2023年第12